明代做手术真用了麻醉药！西北大学团队在出土手术器械上检出乌头碱残留

       近日，西北大学教授赵丛苍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“道地药材源流的本草考古研究”子课题“全国考古出土的本土药物遗存的调查与整理”之“魏晋南北朝至明清时期药物遗存的调查”项目，在明代医家夏颧墓出土的成套外科手术器械上，成功检出乌头碱麻醉药物残留。

出土的剪刀、镊子两件医疗器械上有鲜红色残留物。

      此次从古代手术器具中发现麻醉剂化学遗存，文物与古籍双向印证，证实明代中医已掌握外科麻醉与手术技艺。目前，该团队已在国际著名考古学期刊《古物》上发表了题为《中国明代外科麻醉：医疗器具上乌头碱残留的科学分析》的研究成果。

      本次研究所用文物均收藏于江苏省江阴市博物馆，出自元末明初医者夏颧的墓葬。夏颧生于1348年，卒于1411年，终身不入仕途，扎根江阴乡间行医。据出土墓志《雪洲处士夏叔度圹志》记载，他精于针艾、专攻疮疡外科，擅长将针灸、艾灸与外科手术结合施治，在当地颇有医名。

      在国内考古发现中，古代医疗文物多为零散针具、砭石、药罐等单件器物，功能完整、成套配套的外科手术器械比较少见。夏颧墓出土的这批15世纪早期医具品类齐全、分工清晰，涵盖外科刀、圆针、手术剪、镊子、药刷、淋洗壶、熏药罐等各类器具，器型设计科学，和现代基础外科工具高度相近，可独立完成清创、切割、修除病灶、术后冲洗敷药等一系列外科操作。

      “以往出土的古代医疗遗存大多零散单一，很难见到和医者身份匹配、功能成套的外科工具组，这批器物的考古价值十分珍贵。”赵丛苍表示，这套外科器械，填补了明初外科器械实物史料的空白，直接证明明代早期民间外科已经形成规范、专业的实操体系，为研究明代外科器械制作工艺、临床使用方式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考古范本。

      本次研究能够取得关键突破，核心在于采用受激拉曼散射（SRS）显微镜技术，该技术可通过双束激光共振精准放大目标分子信号，有效屏蔽荧光干扰，在完全不损伤文物的前提下，完成微量残留物的高精度检测，还能清晰呈现药物成分的分布位置，精准还原古人用药、施治的真实场景。

      检测结果显示，夏颧墓出土的手术剪、镊子等核心器械上，检出明确的乌头碱特征官能团信号，与炮制后制川乌标准品光谱高度吻合，证实器械表面留存有古代乌头类麻醉药物残留。发现的乌头碱残留并非随意附着在器物表面，而是集中堆积在剪刀刃根部、镊子内侧等手术操作的隐蔽缝隙处。这一分布特点，彻底排除了土壤渗透、后期人为污染等干扰因素。

      结合遗存特征与古籍记载，研究团队还原了明初外科诊疗场景，即医者先将炮制后的乌头类麻药外敷患者患处，待局部麻醉生效后，再使用成套器械开展清创、修除坏死组织等手术，麻药药液溅入器械缝隙，历经六百年埋藏得以完整保存。

      据多部明代权威医籍记载，当时已形成成熟的外科麻醉用药体系，乌头属药材是局部麻醉的核心原料。《证治准绳·疡医》明确记载“先用麻药贴于患处，然后用剪刀剪去死肉”，这一操作流程与本次考古发现的器械功能、麻药残留位置高度契合。同时，《普济方》《本草纲目》《外科正宗》等典籍，均收录川乌、草乌为主药的麻醉方剂，足以证明乌头麻醉方在明代外科临床中应用广泛，属于主流诊疗手段。

      此次科研检测成果，首次将古籍中抽象的古代麻醉技术转化为可检测、可验证的科学事实。实证表明，明代医者已熟练掌握乌头药材炮制减毒、局部安全外用的核心技艺，精准实现传统中医药“以毒为药”的施治智慧。

      这批出土医具工艺精良、功能细分精准，依托明代成熟的冶铁工艺打造，完全适配精细化外科操作，体现出当时民间医者系统、成熟的外科诊疗思维。器械配套专用麻醉药物的遗存实证，充分说明元末明初江南地区，已形成流程规范、用药精准、技术成熟的外科诊疗模式，明代民间外科的实操水平，远超以往学界的传统判断。

      同时，研究团队也表示，明代外科医学理论成果丰硕，传世专著多达50余种，理论体系发展成熟，但受当时社会“重内治、轻外治”的主流观念制约，目前此类高水准外科考古遗存仅发现于江南局部地区。这意味着明代成熟的外科实操技术，尚未在全国基层普及，多集中于江南等发达地区的资深医者群体，也为学界区分明代中医外科的“理论高度”与“民间普及程度”提供了重要依据。

      本次本草考古与医学考古交叉研究，凸显了医药文物“证史、补史、正史”的独特价值。相较于传统单一依赖古籍文献的史学研究，考古实物既能核验古方古法的真实性，补充文献未记载的实操细节，也能厘清不同地域传统医药的发展差异，为中医药发展史研究补齐了实物短板。